这里说的“勇士”实际上全是文弱书生，但我给他们戴的却不是“高帽”。他们是维护学术道德、呼唤学术良知、致力于学术批评的一批学者。在读完这本《书的学术批评》（杨玉圣编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）时，我无法掩饰对他们深深的敬意。
这本40万字的书中，收入了30多篇关于“学术图书”的学术批评文章，它们大多是80年代中期以来、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发表于各学术报刊的。内容可分为三大类，一是学术观点的争鸣、讨论；二是对抄袭、剽窃的揭露、批评；三是对学术及学术批评的有关论述。个别篇章还有附录，让读者可以看到一些学术批评公案的全部情况。
毫无疑问，最让人激动的是书中一些文章揭露了某些大“学者”抄袭剽窃的事实。抄袭、剽窃素为世人所不齿，但由于它往往能够蒙蔽世人，沽名钓誉，总是有人去干这种君子不为之事。对文坛的文抄公，大家并不觉得稀奇，因为见多了，但学术领域的抄袭剽窃则大多不为世人所知，因为在公众眼中，学术是神圣的，学者是严谨的。近年来，拜金主义观念的抬头和出版物品种的超速发展，使一些人利令智昏，也使得他们的丑行不易被发现。然而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，违背学术道德者终究是要被揭露并遭到无情批判的。这里试举数例：
《语言大典》，王同亿主编，三环出版社（即海南出版社）1990年12月版。该大典有30万条、2700多万字，刚出版时数十家报纸作了报道，其规模被称为“中国辞书之最”。主编王同亿曾被视为奇才，许多报刊发表过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王同亿直挺挺地站在一摞书旁，书堆比王同亿还高，全是王同亿编写或主编的。《语言大典》出版后，辞书界很快发现了其中数不胜数的错误、抄袭、挟带私货等问题，愤怒地斥之为“劣质辞书之最”“欺世之作”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，最后诉诸法律，对簿公堂，主编和出版单位以败诉告终。
《移民与近代美国》，李其荣著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。该书作者在前言中自称有三大突破，然而杨玉圣先生发现，该书竟是“不折不扣的抄袭、剽窃或公开劫掠”的劣书。他以7页表格的方式，指出该书抄袭、剽窃的具体情况——大约剽窃了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含专著8部、14论文篇，还有大量因抄袭、剽窃而造成的错误——真是令人瞠目结舌！正像杨玉圣先生所说，这也许是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”。
更奇特的是《文化语言学》、《中国文化语言学》、《语言的文化阐释》、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》作者申小龙的连环抄袭案。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伍铁平及其同仁在1992年就著文批评申小龙《中国文化语言学》中的抄袭行为和知识性差错，不料申小龙竟置若罔闻，先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，又拼凑出版了《文化语言学》等三四本“新著”。伍铁平先生罗列了申小龙抄袭别人后又大量重复出版（抄袭）的情况，指出：在642页的《文化语言学》中，约有350页是重复和抄袭的，“面积”达56％，真乃奇人奇胆，不知“羞耻”之为何物了！
在中国书评界，由于缺乏专业的书评队伍，许多书评往往是受托而为，所以捧场的书评多，真正有学术眼光的、批评的书评少，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。
多年前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先生在《书评的风骨》中说：风骨，就是要有“自主张”，要“敢讲真话”。他说：“我真希望有一批勇士，有一批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观点、立场的书评家，带头扫除不好的书评风气。”应该说，这本书中的许多作者，就是伍杰先生所说的那种勇士，他们的存在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学术批评队伍的扩大，将使中国的学术风气得到匡正，使混迹学术界的“李鬼”们再也不敢为所欲为欺世盗名了！
